根据死者的监护人指出，死者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曾立志成为一名医生。监护人声泪俱下地痛诉，她曾在去年带死者游访英国剑桥大学，诺丽柯当时受到很大的鼓励，立志读好书成为一名医生。兴许，她会是世界上最棒的医生，她会得到诺贝尔医学奖，但这一切都已不再可能……
民间悲剧不断重演
或许在若干年后，这些故事都会被世人忘记，然这些痛，都会永远地烙印在亲人的心坎上。我们都很善忘，这些年被外劳或非法移民杀害的本地人，不胜其数。从学生诺丽柯、面贩王松妹、到前冒绒市议员林添平，还有无数因外劳或非法移民酿成的民间悲剧，不断地上演在小市民的家中，让人不胜唏嘘。
因此，人们对外劳存有阴影、闻风丧胆、甚至恨之入骨，其所衍生的种族主义，是可以体谅理解的。这些年，警方和政府不断地告诉我们，罪案下跌了多少巴仙之类的数字游戏，人民都丝毫感觉不到，反而每个人的防卫心已经越来越大，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，冷不防一天这些血泪故事会上演在我家。
但是，在我们都共同期待解决外劳问题，以及大部分是非法移民的外劳问题，除了感叹、自保和愤怒，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？政府要如何解决当中的结构性问题呢？这让我想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一句名言：“笨蛋，是经济啦！”
我国经济过于依赖外劳
须知道，外劳问题从来不绝于马来西亚历史。不管是沙巴非法移民，还是全国的外劳泛滥问题，都必须连接到经济的层面。
数据显示，我国有20巴仙的劳动人口是来自外劳，有大部分更是非法移民。在沙巴，笔者相信，非法移民占据劳动人口的数字远比全国更高，有的年轻人更是自叹“本地人找不到吃，外地人却财源滚滚。”
实际上，这是诱因的问题。马来西亚以廉价劳工支撑的出口型经济，依赖着大量的外劳来操作。如果说一方面要根除非法移民和外劳，但却无视经济结构的现实，这犹如左手打右手，自相矛盾。最终政策只有反反复复，始终不能扣应到问题最深处，而解决之。
罪案不能全归咎于外劳
同时，若完全将罪案问题归咎于外劳的问题，是过于武断的。其实，不少国际学术报告都指出，罪案的发生最根本原因是贫穷，其连接度高达75到85巴仙的罪案是与贫穷有关，不管是直接性还是间接性的造成。
事实上，许多外劳在马来西亚生存过得比家乡更好，就像马来西亚青年在澳洲摘苹果的工作一样，只要收入上能够满足温饱，甚至比家乡过得更好，不止让国家的经济齿轮得以运转，各司所职，罪案自然不会发生，更不会与当地人发生冲突。
因此，这是经济正义上的命题。笔者曾经目睹，在沙巴乃至全国，外劳的生活状况惨不忍睹，宛如活在上世纪战争时期的集中营，基本需求如温饱、卫生等情况都难差强人意，三餐温饱已成问题，更遑论教育和卫生能够得到满足。
许多的我们都不敢直视这些最底层的状况，一进入非法移民或外劳区，只见许多皮肤枯黄黝黑（非指肤色不同，而是长期日晒雨淋）的孩子四处奔走。令笔者不断思考，这些都可成为人类未来栋梁的他们，何以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？须知道，教育乃基本权利。
如果我们愿意进一步推敲，没有接受正规教育、沦为社会被遗忘的一群、不敢正视自己身份、资本主义边缘下残延苟存、贫穷挥之不散地恶性循环，只能一代又一代地穷下去。更甚的是，有些非法移民面对非人的歧视和攻击，赤裸裸地剥削甚至虐待，谁能担保这些族群身上不会出现犯罪心理呢？追根究底，政府在引进外劳时，除了满足经济齿轮、满足政治需要（化为选票），有付出任何责任，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吗？
沙巴的非法移民是政治因素
在沙巴，非法移民不只是经济因素，更是政治因素，这是沙巴州民众所周知的课题。沙巴州人民所期望的皇委会，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，至今始终不见人下来。
非法移民问题，几乎是每个沙巴人民心中的刺，尤其是对沙巴原住民来说，更是感慨万千。80年代的马哈迪计划，赤裸裸的政治因素，改变了沙巴的原貌。根据统计局计算，非法移民的人口已经突破三分之一，约90万人（根据非法移民问题专家庄永谅医生的数据，非法移民人口约120万人）。
政治因素，让非法移民都成了众矢之，但国阵有对他们负责任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国阵仅仅希望得到他们的票源，以巩固其政权。然而，他们不是货物，用完即弃。非法移民在本地已经落地生根，国阵为保政权所作的错误，再也无法回头。
这些非法移民，被国阵引进来以后，有的甚至已得到公民权，但却没有得到国阵给予基本需求的保障，没有水和电，他们自然去偷；难以温饱，自然去抢；没有教育，罪案问题只是时间问题。
面对本地人日益升温的不满，已让国阵左右为难，一方面是经济的因素，非法移民已构成本地依赖的低阶层劳动人口。一方面是罪案的问题，乃至贫穷和资源分配的问题。这群可算是根深蒂固，来到第三代的非法移民（有些已是公民），要如何解决？
况且，随着引进非法移民，所造成的人口变化，国阵的不负责任，已经拖累了沙巴的经济。非法移民抢去了本地人的工作机会，恶性底下阶层的竞争，已经造成沙巴是全马贫富悬殊最高的州属，也是全马最贫穷的州属。
解决罪案问题，须先改革经济
从罪案谈到非法移民，到马来西亚经济结构的问题，我国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全面的政策落实改革，带领马来西亚走出对外劳的经济依赖，进而杜绝非法移民的泛滥，解决贫穷问题，而降低罪案率。如果没有回应此结构问题，设立皇委会之类或内政部大逮捕行动或外劳的漂白行动，是搔不到痒处，解决不到问题的根本。
刚过去的周日，沙巴在野党进步党在其一项和平集会上，要求政府彻查诺丽柯命案。类似的请命活动，多年来不断重复上演。然而，悲剧始终循环地发生，今天的诺丽柯，明天又会轮到谁？或许我们真正该问的是，政府不只是要揪出肇事者，更要回应问题的根本。
可惜，政府无力着手处理这些问题，面对庞大的结构性问题，政府只好得过且过，毫无魄力推动转型和改革，只是一味想着捍卫布城。且看其他国家若要解决罪案或贫穷问题，就先换市长、警长或首长，而我们呢？
显然地，目前的国阵更是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，一切所谓的政策和改革都陷入漫长的停顿。保住政权，放在党国的第一位置上，其余的，小市民唯有自求多福了。因此，有钱的人可聘请住家保安、购买防盗器；没钱的，只有祈求悲剧不会轮到自家了。警察？都在防范示威了。
注：本文刊登在12月10日的《当今大马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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